周瑞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走向权贵经济

反过来讲，人类改进的支持者，不但支持这种改进，而且也支持超过正常状态的改进。

其次，就锁定效应而言，数据携带权虽然有助于用户更为便利地将数据从大企业迁移到其他小企业或初创企业，但数据携带权也可能促进用户更为便利地将数据从小企业迁移到大企业。不是腾讯授权我们使用用户的头像、昵称，而是用户授权我们使用他们的头像昵称。

四、数据携带权的中国应用 对数据携带权原理的分析已经表明，数据携带权尚不具备成为一种基本权利的条件，其既可能会促进市场良性竞争，也可能会造成市场的恶性竞争。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用户往往难以将个人数据转移到新的平台或产品上面。李蕾：《数据可携带权：结构、归类与属性》，《中国科技论坛》2018年第6期。因此，中国未来的个人信息立法首先不应照搬《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的数据携带权，不应将数据携带权上升为一种具有普遍效力的基本权利。而就其他受其影响的权利来说，数据携带权不仅可能会影响数据安全，而且可能打破他人对数据隐私的合理期待。

[2]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数据携带权这一新型权利的权利属性？其对市场竞争秩序有何影响？本文拟对此进行深入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数据携带权的中国应用问题进行讨论，探讨我国正在制定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是否应当移植或借鉴欧盟的数据携带权，[3]以及如何在争议案件与具体场景中运用这一权利。[65] 相较而言，平台对于知名认证用户的争夺常常通过支付高额报酬的方式进行。之后我国致力于各级疾控机构的能力建设与经费保障，建设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并建立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定期公布制度。

疾控机构有权搜集传染病疫情信息，却无权公布所掌握的传染病疫情。[8]《全国卫生防疫站工作条例》第2条。[18]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卫生部《传染病防治法》修订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第98页。作者简介：宋华琳，法学博士，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

建议在未来修改的《传染病防治法》中，明确规定疾控机构有权将传染病监测信息、传染病发生流行趋势预测、疫情信息、传染病暴发流行信息直接向上级疾控机构报告，而无需以获得本级卫生行政部门同意为前提，同时还要依法明确传染病疫情直报系统的法律地位。[45] 疾控机构所秉承的组织形态应是法律授权的事业单位法人

南都：为防控境外输入疫情，多地明确入境人员应进行统一集中隔离，但隔离期间是否自费的问题各地规定不一，自费是否有法律依据？采取类似行政措施时，如何减少随意性？ 胡锦光：从目前的法律、法规规定看，对于隔离期间的费用是自费还是公费，并没有明确规定。既然宪法对紧急状态作出了规定，相应的，立法机关就有相应的立法义务。政府是行政机关，行政权的最大特征是执行。有关部门应当对举报人的信息予以保密，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

发生这些行为的主要原因，我认为还是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薄弱。通常情况下，行为自由、财产权受到限制，而其他权利自由并不受到限制。因此，任何人对于其他人的合法的言论自由需要保持宽容和尊重，政府也需要容忍批评的言论。南都：紧急状态之下，难免需要公民让渡个人的权利。

南都：这次疫情中，也有呼声建议制定《吹哨人保护法》，加强对吹哨人举报人的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和劳动权的保障，您怎么看？ 胡锦光：吹哨人即内部举报人因其比其他人更了解事件内幕，举报更直接、更中要害，比国家机关查处、其他人举报，对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更为有力。我国目前还未制定紧急状态法，只有戒严法、突发事件应对法。

不过，对于应当采用几级应急响应及强制措施，行政机关作为具体处理的机关，有裁量权。同时，目前作为防控疫情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之间并不完全衔接，需要理顺相互之间的关系。

在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各地依据本地的财政情况作出不同的规定，应当是允许的。言论自由当然不是绝对的，必须有一定界限。因此，并不意味着，宣布紧急状态后，公民基本权利不分情况一律受到限制。但内部人举报，也更容易遭受打击报复，因此，一些国家制定了专门的《吹哨人保护法》。例如，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五条规定，国家实行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制度，对查证属实的举报，给予举报人奖励。如英国的《公益披露法》、美国的《萨班斯法》和《多德弗兰克法》、日本的《公益告发者保护法》。

二、谈紧急状态：制定紧急状态法非常有必要 南都：有观点建议未来再遇到类似重大突发情形，应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及时宣布紧急状态或戒严状态，从法治的角度，是否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有何区别？ 胡锦光：我国宪法、法律目前将非常状态分为三种情况：（1）战争状态。其中，战争状态由全国人大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宣布全国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进入紧急状态，国务院有权宣布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适用紧急状态法。

我国宪法规定是前两种状态。我国宪法对非常状态只规定了战争状态和紧急状态，并未规定其他突发事件状态。

第二，上述三部法律明确规定了违法责任，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对于疫情中存在渎职情形的官员予以严肃追责，否则，会出现虽有法律却没有权威的境地。我认为，我国也应制定《吹哨人保护法》。

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是依法行政。第三，在防疫中因征收、征用而受到损失的个人和单位，也需及时予以补偿。依法行政包括符合法律授权、程序合法、主要证据确凿充分、适用法律正确、没有滥用权力。立法过程中，已经对可以采取的强制措施进行了论证，行政机关只需按照法律授权去执行这些措施。

公民的言论自由对于保持社会的健康、理性、良性运行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一是没有紧急状态法，如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进入紧急状态后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并没有明确的规定。

相应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及其他国家机关及时出台了依法防疫的重要文件。这些措施并没有法律依据，应当是违法的行为。

内部举报人制度，又称公益告发制度，或者内部告发制度是内部知情人将违法犯罪等信息告诉政府监管部门，由政府依法进行查处的行为。只有依法防疫，才能平衡限制个人基本权利和自由与有效保障个人生命健康、迅速恢复生活、生产秩序之间的关系，才能在防疫过程中做到有章可循，才能保证防疫措施的合法性，从而保证防疫的效率、保证政府的公信力。

即不得一段时间自费、一段时间公费，或者有的人自费、有的公费。相应的，平时状态下的公民基本权利必然受到克减。南都：当前还有哪些防疫中的法治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胡锦光：第一，我们应将制定紧急状态法提上议事日程，否则，如果出现更严重的突发事件，将无法可依。如果是国家层面作出的规定，基于身份平等的考量，应当在全国范围内维持统一的标准，或者全部自费，或者全部公费。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设法治政府的实施纲要，对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系统化的要求，也规定了具体的目标、措施。因此，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应当是突发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危害更加严重，需要采取更加严厉的强制措施。

在紧急状态结束后，必须迅速恢复到平时状态。举报人举报所在企业食品安全重大违法犯罪行为的，应当加大奖励力度。

不少国家都设立了公益告发制度。南都：防疫期间一些地区采取了断路等极端方式备受舆论关注，怎么看待类似行为？ 胡锦光：防疫期间，部分地区采取挖路断路、封村、封门、砸麻将机、对持有武汉或者湖北身份证者一律隔离、对不服从管理者游街示众等措施。